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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忠散文《河套琐记》(外三篇)  
发布日期:2013-05-06  
 

  一、开挖引水渠

  天刚蒙蒙亮,“他二叔,走了!”一声吆喝,几个身穿白茬皮袄的年轻人,身上背着花棉被,被子中间横捆着扁担,穿过扁担的俩头绑着红柳箩筐的年轻人,早已等在村口。

  他们气沉丹田,冲着后来的年轻人大声吆喝,“相跟上,走哇!”。

  二十几个精壮的大汉走出各自家门,清一色千层底儿的棉鞋,头上戴着里外发热的纯狗皮帽或者是俩耳朵全部放下的狐皮帽,最次的也是羊羔羔皮帽帽。大裆黑棉裤扎着大红裤带,大偏襟棉袄下面露出红裤带的俩个头儿,他们狠狠嘬两口烟叶子,然后麻利地把烟锅儿在鞋底上一磕,“走!”朝村口望了俩眼,踏着地上的冰渣儿。

  一行人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苍茫的晓色中……

  这不是拍演【走西口】电视剧,这是五十年代河套人每年刚过二月二,去参加头道桥黄河口边的引水渠清淤工程的。

  引水渠清淤工程是困扰河套河套多年的大问题。

  杨家河等几条河在靠近黄河开口的那一段,由于一年的淤澄,再加上春夏之间黄河水水位低,不清淤黄河水流不进杨家河等几条河里,必须在开闸淌小麦前清好淤。这时候正是春节刚过,河套还是冰天雪地。

  一来刚解放不久,老百姓还沉浸在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中,二来关系的自己的贴身利益,积极性非常高。

  据参加挖引水渠的老人们说,那时天寒地冻,把冰冻的那一段干完,地下水往外冒,全靠“叠坑子”。这个坑挖开,把那个坑里的水放过来。干活的人没有雨靴,每天人泡在阴冷的冰水里,再加上活累,一完工,再壮实的小伙子,也要活剥一层皮。

  这么艰苦的工程,是自己背着行李干粮和工具从几十里甚至上百里步走去的。

  二、人造黄河——二黄河

  开挖二黄河水一项规模宏大新水利工程,最宽的开口处五十多米,深度五米,长度近二十里,是河套老百姓的福音也是苦难。

  在河套,只要有一条扁担二只筐就能创业就能活命。

  在开挖二黄河也不例外,全靠人海战术,所有的青壮年都开赴工地参加会战。

  参加过挖二黄河的人曾对我这样说:“人住在骡马圈,吃的黑馒头。”

  最后上来的民工,工地附近连骡马圈也没有了,就近找一个地势高一点地方,开挖一个长方形坑,上面用红柳蒿草盖上,人就住进里面。十冬腊月还好,一到春夏刮风下雨,泥泞潮湿蚊虫肆虐。

  除了正常的干活,经常举行早战役,晚突击,不是说神话,有的民工在一边担土一边睡觉,摔在了水坑里还不清醒。”

  二锹就装满一箩筐,重量有大几十斤,俩箩筐土重量超过百斤,还要爬上一百多米高的坡,三四个人一组倒着往上担,一天马不停蹄干七八个小时。

  工程的劳动强度是超过了人的极限的,人性在这里扭曲。

  高音喇叭每天数次公布工程进度,有特殊的力大无穷:“标兵”,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带工领导就要求其他民工向他看齐,延长工作时间,加大监管力度,甚至采取批斗等措施。

  一天干下来灰头土脸,不如传说中的牛头马面,好在这是一个惠民的工程,挖好二黄河后,河套人再也不用挖引水渠了。

  三、气壮山河的壮举——开挖总排干

  千里黄河唯富一套。河套的富裕是与扁担和箩筐密不可分的,河套的十大引水渠是河套人用扁担担出来的,是浸透了河套人的血汗。可以这么说,没有扁担和箩筐就没有河套的今天。

  十大引水渠灌溉着河套,是河套人用扁担和箩筐,担平沙丘,填平沟壕,开垦出万顷良田,才有了八百里河套川的麦浪滚滚,瓜果飘香牛羊肥壮的美景。

  由于长期只灌不排,地下水位升高,土地盐碱化严重,大片良田变成了低产田,低产田变成了盐碱滩,得了严重的水臌症。在专家的科学论证下,开挖总排干。

  河套人开挖总排干,那是一场气壮山河的壮举。

  八百里河套总动员,男女老少齐上阵。首先开上去的是青壮年,接着铁姑娘战斗队,钢媳妇突击组也开始去工地参战。工地上人山人海,红旗如潮。

  总排干俩岸全部拉上了电线,晚上还在突击大干,成了灯火辉煌的不夜城。大喇叭二十四小时报告工程进度,报道先进典型。在家里的老弱病残人员,做好后勤工作,杀猪宰羊到总排干去慰问战斗中的一线民工。在寒冬腊月,河套人把总排干疏通了。

  值得一提的是杭锦后旗三道桥澄泥村铁姑娘队长陈改玲,把二十三岁的年轻生命献给了这场战斗,极大地激发了民工们的斗志。

  如果你站在二黄河边,望着汹涌澎湃的河水;如果你游玩在总排干畔,望着清澈见底的涓涓流水,你有何感想呢?

  我建议河套博物馆里,扁担箩筐应该摆在最吸引人的展位,披红挂彩,它为河套人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河套的繁荣昌盛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金牌豆腐谁正宗

  提起“三道桥的豆腐煮不烂”这件事,人们就会想起名噪一时的《二十一个乡镇二十一朵花》那首爬山调对唱。

  《二十一个乡镇二十一朵花》整整唱了有三十年,现在的红白事宴上还有人脆脆地唱几声。

  杭锦后旗改制前是二十一个乡镇,每个乡镇各有特色,都是金牌农副产品,为什么偏偏把三道桥的豆腐作为金牌,编成爬山调对唱,不仅唱红了杭锦后旗,巴彦淖尔市,连内蒙古甚至中央电视台都上去了。

  笔者就是三道桥人,吃三道桥的豆腐长大。

  刚一听《二十一个乡镇二十一朵花》时,觉得莫名其妙,烂豆腐有什么可夸的,难道三道桥人就靠吃豆腐才能够长大?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把豆腐这件事情放在了心上,到其它地方上事宴,特别注意品尝豆腐,原来三道桥的豆腐口味,劲道确实是与众不同。

  回到家里,让老伴称上几斤豆腐,做上几样菜,再细细品尝后发现:三道桥的豆腐细腻有精气,烩菜时间再长,也不会散烂;炒菜更是如此。

  从外形看,三道桥的豆腐洁白如玉,柔和软颤;切开后不包水,棱角分明。

  过去对三道桥的豆腐不以为然,现在通过对比,自己有了新的认识,正好应了那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话。

  爬山调唱响了,三道桥的豆腐有了名气,成了金牌豆腐。连陕坝临河的一些人也来三道桥买豆腐。

  三道桥卖豆腐的有四五家,都说自己的豆腐是金牌豆腐。究竟谁家的豆腐是金牌豆腐,煮不烂的豆腐,谁也说不清,道不明。

  三道桥人心里有杆秤,如果几家的豆腐同时上市,五十多岁的聂老汉夫妇的豆腐最抢手,不用吆喝,一会儿就完,迟来买不上。

  其次是老何二的豆腐,也是热货,出手快。他们两家做豆腐都是用三道桥头附近的水井水,挑选黄豆,脱豆皮,泡豆几道工序,一点也不马虎,点豆腐用老浆,不用石膏之类。

  现在聂老汉夫妇老了回了城,老何二也不做了,何二的儿子子承父业,豆腐的质量也不赖,是三道桥的抢手货。

  三道桥解放前是米仓县政府所在地,繁华热闹,藏龙卧虎,人杰地灵。也有金牌货,现在摘录如下:

  “二来子的汤

  庞真的菜,

  管裁缝的衣服惹人爱,

  霍守恒的醋酱不会坏。”

快乐温馨地活着

  步入老年的朋友,每次过生日自己最爱听的祝福语是:祝你健康幸福,寿比南山。快快乐乐地活着,是人生最大的梦想。

  河套的老百姓有一句口头禅:“心宽体胖”,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

  我们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待人如同待己,以宽容真诚善良的胸襟包容一切,哪里还会有痛苦悲伤和烦恼。

  埃及一名叫默莎的150岁的老寿星说:“我从来不恨任何人,也不喜欢生活在烦恼中。”这就是爱人如己。

  我们要感恩大自然。冬日有温暖的阳光,夏日有凉爽的清风,秋日有硕果累累,春天有繁花似锦。

  一朵鲜花,一片绿叶,一池清泉,一声鸟鸣都能让我们领略出大自然美妙的韵味。

  我们要感恩身边的人。一个微笑,一声问候,会给我们带来快乐,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绚丽多彩,拨响了心灵的琴弦。

  我们现在提倡和谐社会,要在和谐温暖的大家庭里体会到温馨。

  有人说,温馨是秋天的桂花飘香,只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

  温馨靠心,好比雪中送炭,是心灵上的一种契约。是人与人心灵的相知,相亲,和谐的瞬间的组合。

  温馨是永远飘不散的回味,温馨是一种浪漫,温馨是心灵升华的一种境界。我们的人生中,有多少大恨大爱轰轰烈烈如火如荼,最缺少不了的是温馨。

  生活再苦涩再不如意,只要有了温馨,就会有细雨无声滋润我们的心田。

  我们的身边有一些老朋友孤僻抑郁心胸狭窄,看什么都不如意。有外人和外人闹别扭,没有外人和自己过不去,实在是不高明。

  我们从不羡慕贪官,贪官虽然大鱼大肉,不如老汉我白菜豆腐。别看他们山珍海味,十全大补,躺在人民币上睡觉,天天过大年,夜夜入洞房,可是他们屁股底下压着定时炸弹,吃不好,睡不香惶惶不可终日。

  我们也不抱怨路不平,自古道:路不平有人修。

  在夕阳无限好中,多一点快乐温馨,多一点健康幸福,祝福你们,我的老年朋友。

又到过年时

  三元钱的年欢天喜地

  没有经过大集体时代的人,不知道那时的艰辛。那时候虽然日子苦,老百姓乐呵的多,这也许就叫做那个时代提倡的:“穷棒子精神”吧。

  每个生产小队有文艺宣传队,大队有高跷队。一进冬季,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锣鼓之声相闻。尤其是高跷队的锣鼓声一响,震得人心儿发颤。能够进入文艺队或者高跷队,是最大的光荣,一般都是贫下中农子女的份,地主富农的子女没有特技和表现特别好是进不来的。我们队里徐耀华,是个地主子女,高跷队里扮演白蛇,他单腿跳过一米多高的方桌,放八字不用人扶,一个鹞子翻身就立起身,常常让人们喝彩声不断,才成了高跷队的队员。

  腊月天,滴水成冰。生产队开始文艺练兵,准备过罢年,参加全公社的文艺汇演。邀请周围生产队的文艺队来村子里演出,生产队的文艺队也要到周围的生产队演出。

  一根铁丝绑一疙瘩烂棉花,往废柴油桶里一蘸,点着后,浓烟滚滚,油点喷溅。一场演出下来,演员成了烟熏猴,身上油迹斑斑,可是谁也不在乎,反而引以为荣。

  看演出的社员更辛苦,几乎是全村男女老少都来看演出,一场三四个小时下来,纹风不动,我知道为什么,怕一旦离开,没有好地方。因为剧场的规矩是:“地方是伙的,你走就是我的。”

  社员们辛苦一年了,要过个好年了。那时候每一个男强壮社员一天工分是一个日工,最好的生产队一个工值四角钱左右。还有的个别生产队倒分红,只好不分红。

  我家九口人,父亲和母亲一年下来挣了800多个工分,按三角钱计算,一共280元,口粮每人380斤,平均一角五分计算,口粮款是57元,九口人是513元,倒欠生产队233元。如果再加上瓜菜钱,过去的欠款,数目是个天文数字。

  过年了,能分上红的社员,生产队每家给借五元钱。没有分上红的社员,每家给借三元钱。就这三元钱,精打细算的妈妈,安排得井井有条,让全家人欢天喜地过一个革命化的大年。具体安排如下:

  半斤酒0.4元;川字砖茶一小块0.4元;蜡烛二只0.16;香烟三盒0.39元;调料0.3元;糖块0.3元;火柴5盒0.1元。

  以上物品凭供应票买,想多买也办不到。

  还要买五个麻雷和一板小编炮花0.3元,红纸一张0.05元;给妹妹买红头绳之类花.0.2元,你看看,就这三块钱,过年还是没有花完,换成五分,二分的纸币给孩子发压岁钱。

  半斤烧酒满村村醉

  1973年春节期间,是我当了民办教师的第二年。被驻大队的工作组组长看中,临时借调到工作队当宣传员。白天给学生上完课,晚上和工作队到生产队宣传文件,组织文艺宣传队,写新闻报道稿。虽然累得冒虚汗,脑袋还是轻飘飘的,成为了借调干部。

  年前,和工作队一起访贫问苦,到最困难的贫下中农军烈属家中走访慰问。

  到了永顺二社一户姓张贫农家,比我知道最贫困的人家还要困难。全家七口人,只有二床破棉被,炕上没有炕席,病老婆起不来床,一直在哼哼。老支部书记和工作队长一商量,让生产队多借给他家二元钱,到三道桥给他女人看病。正好公社有慰问品,大队还分到棉被一条,让我给写了介绍信,再盖上大队的公章,让他早点领回来。

  就这么一点点温暖,让那一家人千恩万谢,要磕头,被我们挡住了。

  过罢了年,我起和文艺宣传队,高跷队一又到了永顺二队慰问军烈属,演出文艺节目,整个村子沸腾起来了,锣鼓喧天,欢声笑语。人们互相拜年,问好。

  这时,二社社长把我拉住一边,神秘地对我说有老书记活动,我只好跟着去了,原来是到姓张的贫农家,他们家要请工作队和大队干部去他家喝酒,我只好去了。

  一进门,受到了热情的欢迎。那个老婆的病好了,高兴得像个孩子。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炕上摆开了二张方桌。老书记和工作队的人早已入座,我虽然年轻,可身份还是有的,被安排在老支书旁边。

  一大盘胡麻油调黄豆芽,一大盘猪头肉,一大盘拌粉条,一大盘咸菜,已经是够丰盛的了。

  紧靠炕沿的大锅里,一锅茶热气腾腾,上下翻滚。给我端来了一大碗茶,烫得不敢挨嘴唇。

  姓张的老贫农,从南凉房双手抱来玻璃瓶装的半斤酒,乐呵呵地放在滚烫茶水锅里,让酒温热,好招待大家。

  谁知,冰冷的酒瓶一进入滚烫的茶锅里,只听:“嘣!”清脆的一声,瓶底掉进锅底,手里拿着半只烂玻璃瓶。半斤酒,全部和茶水和在了一起。

  姓张的老贫农气得要踫头,病刚好的媳妇放声大哭。还是老书记临阵不乱,有办法。对姓张的老贫农说:“酒倒进了茶水里更好,招待的人多,心意我们领了,茶当酒喝!”

  听到哭声,人们都赶来问询,当知道了这种情况,也附和着说:“我们一起喝。”

  我只好勉为其难,端起一碗酒茶。好浓烈的酒味,直冲鼻腔,刚闻到这酒味,就让人头晕。一碗下肚,几乎醉了。

  这一大锅酒茶,老书记喝了,工作组的喝了,乡亲们喝了,高跷队和文艺队的演员们喝了。不一会儿,喝了个底超天。

  所有的人都有醉的感觉。佳话也传开了:半斤烧酒满村村醉。

  我的手表可能停了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从中央到穷乡僻壤都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年前,工作队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安排了社员大年三十上午还要大干,担土送肥搞突击,一直干到中午十二点,下午放假。那时,队干部和驻队工作组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上午的突击,我已经腰背发麻,浑身冒冷汗。

  工作队还规定,晚上地富反坏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和被捉住的赌博人员到生产队清除牛圈里的杂草和粪尿,时间到晚上十二点。

  监督他们干活,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落在我的头上。因为我最年轻,家又在生产队里。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鼻子酸酸的,总觉得不是滋味。看着他们,不由得想起我的父亲,虽然不是地富反坏右,当了几天国民党警察,属于公安六条人员,今天检查,明天交代。我在会上辩解,我父亲是参加起义人员,他们还是揪住不放。

  再看看平时,三岁的娃娃,半道拦住地富反坏右分子,让低头就得低头,说批斗就批斗。大小会上,他们戴着高高的纸帽子,挂着写着自己名字,用红笔打了叉的大纸牌子游斗。这不,大年三十还要干到晚上十二点。

  眼看着家家户户灯笼点亮了,麻雷也稀稀落落地响那么三二声。天黑得对面看不见人,我一看手表,才晚上8点零5分。本来,我对这个任务打心眼里不满意。再说,我也说不清楚什么,心一横,说了一句:“已经到了十二点了,回家去吧!”

  我在回家的路上,发现有人看着我们。不管他,过了年再说。

  过了年开学不久,工作队长找我谈话,询问大年三十的事。我说按规定,晚上十二点收工。工作队队长摇了摇头,我又说,可能是我的手表停了。

  就这样,一句话:我的手表可能停了,我被取消了借干身份,我又开始全心身去教书、写稿子的事,工作组一直让我干到运动结束。

  据《河套文学》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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