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彦淖尔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您当前的位置:
 
朴素的焦虑意识 可贵的悲悯情怀
巴彦淖尔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http://wl.bynr.gov.cn/ 2020-08-13
 
 

——读李平长篇小说《圐圙记》
官亦鸣

 


  对这个时代的焦虑,是困惑了许多作家,或者说竟使得一些作家在焦虑后是无尽的困惑,以至于失语。“一些作家的失语,便也成就了一些‘亢奋性文学’青年。这其中,一是还处在青春期的激情写作者,大多是年轻人,但青春体验式的写作有时候又不以年龄为限制,有些人一辈子都在这样的井喷中,写着让自己颤栗和幸福的文字。第二种是依然在对着大师的作品进行着模仿式写作的人,这些作家也就是副本文学流毒的执迷不悟者。第三种用故事而不是文学意义上的小说来表现这个时代的作家,他们把这个时代表层的泡沫抓了一把又一把,从各个侧面去表现肥皂泡在阳光下类似钻石的七彩阳光(李骏虎《文学自由谈》133期)。” 
  作家李平却能用朴素的焦虑意识和可贵的悲悯情怀,去穿越社会、洞察社会,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文化意识使得她的话语权找到了喷发口。
  李平说:我的作品是在透视着对这个社会的焦虑。正因为此,我的作品里总是透着无尽的悲悯情怀。曾经的文学青年,早已在多年的记者生涯中变得惯于在洞察生活中走向成熟。她不再刻意模仿,也不去追求一个个煽情的故事,如果说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受她阅读的局限和初涉文学的激情在燃烧着那些令她心怡的大师经典,然后将余光映射在她的处女作中,但读者依然能看出作者缠绕和纠结在意识流、黑色心理、超现实派后现代主义等写作手法中,却依然有意识地顽强地去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写作。因此,在看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生来彷徨》后,迟迟没有动笔,因为我有种预感,李平会有第二部真正属于自己意义上的小说。果然,在2019年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里,她送来了她的第二部小说《圐圙记》,捧读之后,兴奋不已,也有了写点东西的冲动。
  对于作家李平,我是先认识李平,后才知道她是作家的。本世纪初,我和李平在同一个报社工作,我做编辑,她是记者部的“小记者”(因为她身材娇小)。那时她年轻,每天不声不响,只是在交稿或者讨论版面时腼腆地一笑,默立在一旁听那些版面编辑侃侃而谈。后来我离开报社过起了“候鸟式”的退休生活,她仍在报社,一晃又是近10年未见。记得是一个夏天,在临河区文联组织的一次读书会上,忽然遇见了她,她仍是腼腆地笑着,仍是那么瘦小纤弱,只是成熟了许多。她双手递上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生来彷徨》,我也惊喜她竟然能写小说,而且一出手就是几十万字的长篇。翻看卷首,是著名诗人、时任巴彦淖尔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作家协会主席周正祥写的序。从周部长热情洋溢的语言和诗人般激情的文字中,我相信了李平是真真切切地写出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阅读后也确实惊喜于她的成长和在文字上的出人意料的成熟。甚至在想,是什么力量使得看似那么娇小瘦弱的“小记者”,内心竟是如此强大,那娇小的脑袋里竟能盛得下那么多的宗教的、心理学的,以及外国的、中国的文学的、流派的种种知识。
  在阅读她的第二部作品《圐圙记》时,我仍然在不停地回忆着她的第一部小说,我惊异于她在时隔两年多,对文字、对生活,乃至对社会的变革,对变革中的种种矛盾和人性变革中的异化和复归,竟有如此深刻和独到的见解,那些个困惑了许多文人作家的焦虑,竟在她可贵的悲悯情怀中得到升华。

 

 

   一个作家童年的记忆和儿时的生活,会影响其一生。
  尼采说:我们应该把生命活成一种艺术。
  李平在她的生活中寻找着生命的艺术。
  她说:“村庄是我抹不去的胎记。”
  她在一次和记者的交谈中深情地谈到:“我的农村生活是在小时候,我的城市生活又是在成年,一个从农村跨越到城市的孩子总是有许多无奈。首先我们缺乏城市小孩的童年,其次我们又失去农村生活的成年,我的一生大概只能用农村的童年去嫁接城市的成年。”这种先农后城,或者由农民变市民的身份转换而带来的生活的、心理的种种变化一直纠结在她的小说里,这也是上世纪典型的“中国特色”。
  为此,作者力求在她的作品里的每个人物尽可能地保留原有的原生的状态,力求使人物和命运不再是鸡蛋和石头的关系,而是让人物的命运尽可能的顺势而为。她说:“在我有限的生活阅历中,最熟悉的莫过于当下这个时代,但写当下却不可回避的是那些个过去了的人和事,记忆里的村庄是我的胎记,由不得我喜欢或忘记,它执拗地潜藏在我的心里,等待着我随时把它们讲出来。于是,‘我爹’‘我妈’,还有那些个徐侉子、吕裁缝、李修鱼、王磨盘、赵水仙、赵六宝、李大葵、李姒们,在历经岁月的磨砺后,在繁复变换的土地上生着或死去。”她把一个村庄的陨落与崛起表现的苍凉而悲壮。
  这部作品的意义在于作家把生活在这个村庄的人和他们的生活,不仅写出了他们原生态地活着,还写出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体面地活着。最终写出了作者心里的生活:有尊严地活着。为此,作者不仅写了以走西口而投亲奔友的“我爹”“我妈”,还有江南来的木匠徐侉子、徐图社、吕裁缝、谢美兰……这既是河套地区移民开发的真实历史,也是中国农村人口迁徙的浓缩,在追求幸福生活中相依相存,又互为矛盾,勾心斗角,以致在反复斗争、磨砺、较量、融合,在小村庄、小人物的现实生活中折射着一部中华民族在近现代大变革中的真实写照,这足以看出这部小说的内涵和厚重,用小说中翟子文的话说:“身份的转变不一定就是好事,把人变得不知道根在哪里。”
  社会的变革,其实质是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在这利益的重组、调配中,也造就着人思想的变化和人性的变异。“我爹感觉四方圐圙周围人的眼睛变得越来越毒,意志力薄弱的人,能被这无名的眼神毒死。”
  小说是一个民族的记忆。
  记得《浮士德》里有一句永恒的悖论——我们生命的第一要义到底是追求真,还是追求善。
  在整个作品中,作者在追求整体真的框架中,仍然把善和爱放在首位,她一方面在人物的人性上做深入的探讨,她刻画的“我爹”粟秋旺有勇有谋,长与算计,精明世故,但做人做事却有分寸,他既有中国传统农民的优秀品质又有着现代人的世故、随机应变的能力,虽然缺点毛病很多,但群众相信他、信赖他,这个人物简直就是当代农村基层干部的一个典型。而且作者还善于用细节去寥寥几笔使人物性格跃然纸上,当农民变菜农,菜农变市民,拆迁旧房改造,谢美兰每看到自家墙上那个大大的“拆”字,不顾一切地抓土掩盖,这些细小的动作,甚至一个眼神 ,都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也足见了作者的功力。只有在你笔下的人物刻画上,做到了真善美的高度统一,作品才能赢得读者的认可,作品才是真正有温度接地气的。作者在着力刻画人物的真善美上,也不回避大变革中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并在这些矛盾中去完成着对人、对人性、对生死的拷问:外来户为了分到土地,老年人为了把自己的土地分到儿孙名下,不惜选择“人为地去死”;农村姑娘图玉的爱情遭遇城乡差别的歧视和梗阻选择了死……这种直面社会矛盾,直面人的生死,使得作品增加了一定的深度和厚度。
  在她的笔下活跃着一群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而真实地刻画小人物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以及他们命运的跌宕起伏,生存的艰难曲折,情感的悲欢离合,但始终没有忘记在追求幸福生活道路上的挣扎、奋斗、团结、合作,从而使得作品充满了人性味和向上的正能量。
  作者用高度的社会责任担当意识去勇敢地面对当今社会许多重大敏感的社会问题:比如城镇建设、房屋拆迁、生态环境、人文关怀,这些让许多文人焦虑困惑,甚至失语的问题,这应该是这部作品成功的关键。
  一个有责任、敢担当、有自信的作家,勇于面对社会,面对生活,不回避,敢探索,这是一个当代有良心的作家应有的品质。李平用她朴素的焦虑意识,可贵的悲悯情怀在思考中探索,在探索中寻求出路,在寻找中拷问着自己的灵魂。

 


  作家李平有追求、有理想,她在不断探索和追求中完善着自己。她说:虽然一天天老了,但总是梦想着实现读“鲁迅文学院”的梦想。并把它当作一生的追求。她把对文学的追求当作自己终其一生的事业。
  小说《圐圙记》的写作,充分展示着她的这种追求和艺术创作的自我建构。
  任何一部成功的作品,都是思想的力量,情感的力量和语言的力量。
  她选择了“非常不讨巧”的第一人称写法,但她说:易搞的果子不甜。她深谙知难而进的道理。正是选择了第一人称的写法,使得作者和读者拉近了距离,加深了作品的现场感,从而使作者带着读者一同进入了她笔下的“四方圐圙”。作家成了讲述的主人,读者成了簇拥在她周围的听众,使得作品读来如身临其境,而且这种现场感很容易使读者和作品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这也就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可信度和亲近感。
  因为任何文学,都是再现了生活的过去,保留了生活的现在,也憧憬了生活的未来,是文学再现了人的心灵和情感,成为伴随人类生命情感长河一同流动的进行曲。
  在选择人物和每个人物的出场上,她下足了功夫,主人公是个小儿麻痹患者,肢体残缺的人,这使人想起雨果《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傻子”李进。而这种设计也正是美学中的不完美才是美的,残缺的美,也恰是最能触动人性中最柔软最脆弱的那根神经。
  小说中有许多灵异的描写和表现,大大增强了小说的神秘感和阅读的兴趣,也使得作品在刻画人物上收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特别是那种象征性和隐喻手法,使得作品在繁琐的家庭琐事和絮叨的叙说中平添了许多灵性和神性。她写到“女人是猫,一点腥气都能闻得到”。每当“我想到那只斜眼的黑猫……我都不敢与它对视,我觉得它的眼睛里有种诡异的神情”。用家猫和黑猫的待遇去隐喻身有残疾的粟八斤,去不断地挑逗着粟八斤,也挑逗着读者的神经。尤其用很大的笔墨去描述老鼠、鼠疫,去隐喻人类掠夺式的生产,无穷尽的欲望,以致生态失衡,环境恶劣,以此警示人们违背大自然的规律将遭到大自然的惩罚。甚至连猫、狗、鸡、鸭、麻雀、蚂蚁都赋予了灵性,极大地丰富了作家的感情和读者的可读、可感、可悟的文学性。同时作者还调动了一切可传神的手段:寺庙、佛像,还有那一个个意味深长的梦……这些艺术手段,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作品人物的鲜活灵动性,同时也丰富了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从而也大大地增加了作品的张力,使读者在阅读中不断地去探索、去想象、去思考作者的良苦用心。
  语言,是这部作品成功的重要手段。
  李平小说的语言最大的特点是干净、简洁:
  “葵盘边缘的淡黄色舌状花早晨齐刷刷地迎向太阳,午后弯腰缩叶,晚上则贪婪地吮吸大自然的露水。”
  “我爹身高一米八三,腰圆膀宽,背上一马平川……”
  “我自信的时候谁也不放在眼里,自卑的时候则懂得安守逆境,接受一切外在的打压与批判。得胜的性格介于我们中间,不温不火,遇水化汤,遇火成金……”
  “临江县的早晨有点倦怠,迟迟不肯醒来,好像晚睡的戏子没来得及卸去脸上的妆彩……”
    ……
  这类语言,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文学中的地域性特征,也不是刻意去追求农民语言的城市化,她的语言完全服从她小说的整体大局,是人物性格所决定的,简洁明了,符合人物性格,她驾驭文字的功力随处可见,如“我爹是她们的发泄工具,有点婆娘母鸡不下蛋也要骂我爹,说这母鸡定是让我爹强奸了”。在使用传统农民语言时,又随着时代变化着:“人们手里有点钱高兴的跟三孙子似的”“脸上的雀斑更深了,像散落的鸟屎”“嘴里像是吞进了猪蒿蒿草,苦涩难咽”“人死不分忙闲”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当下的文艺创作时说到,当前的文艺创作“有高原缺高峰”。而且在文艺座谈会上语重心长地告诫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生活,扎根人民,才能写出站得住,传得开,有温度,接地气的作品。”
  李平的《圐圙记》就是有温度接地气的作品,尽管作品整体上感觉还有些单薄,作为长篇小说来说结构也稍嫌松散,尤其在作品写出了生活是什么样,但在为什么是这样上不够深入。诚然,一部文学作品不是社会问题教科书,人们也不可能在文学作品中去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同时面对这些错综复杂的深化改革的社会大潮中产生的焦虑,一些人选择了失语,而独要求李平把一部充满朴素的焦虑意识和高贵的悲悯情怀写得再完美一些未免显得矫情,但是作为一个对文学有着追求,并视为终身事业的作家,应该认真总结每一部作品的得与失,相信进步会更大。当中国的文学群星灿烂时,李平的《圐圙记》应该是“艳阳高照”的。

 

 
   
   
 

版权所有: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联系电话:0478-8655365 Email:bynrswl@126.com
地址: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市生态环境局9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