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从河套地区的生成图像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的形成缩影。这话有道理，千百年来，黄河文化、农耕文化、草原文化、游牧文化和边塞文化在这里聚集、融合、传承、积淀，形成了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鲜明的“河套文化”。
读刘志灵的长篇小说《福地粮仓》，不仅能看到沟渠纵横、阡陌连篇、万顷麦浪、千里飘香的“福地粮仓”，也能看到河套地区 “以力为雄”的壮志豪情、浓烈激情的人文积淀，更能看到河套文学有自己的“河套味儿”和地域特色，河套女作家队伍也正萌生崛起，焕发出勃勃生机。
《福地粮仓》是以河套平原为背景的农村题材小说。作者站在历史的高度以悲悯的目光挖掘了太和镇（今杭锦后旗蛮会镇）贻患无穷、万变不离其宗的封建老根，以国民党残兵败将、土匪以及反动教会糜集之地为典型环境，讲述姚家、李家、杨家三大家族的兴与败，揭示了地处西北边陲的河套平原深受封建、官僚、军阀压迫，在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里，这里教会蔓延成势，传教士肆无忌惮地霸占土地，用各种恶劣手段搜刮民财，河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新中国成立后，广大河套人民在土地、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的条件下热气蓬勃地建设家园；以及改革开放后人们充分发挥劳动积极性，生产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等三大历史时期的新旧思想、观念、行为、心理发生剧烈撞击的一曲美与力的赞歌。
一、艺术提炼是从生活到艺术的必由之路
《福地粮仓》是生活素材渗透作者的心血以后，通过作者的感情桥梁提炼成艺术题材，爱与恨、甘与苦的鲜明色彩有机结合，从而塑造出感人形象、动人故事。
小说一开始交代了素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之称的后大套广袤大地上有一太和镇。“有三百多户人家，大小商店几十家，有邮电、垦务局、步兵连队等。”该镇是内地富民商旅来套，向蒙古王爷交租纳税，开渠垦田，继之贻谷放垦发展扩建的集市。每天“店铺里飘出的炸油糕味、二锅头烧酒味、肥得流油的猪头香味”时，那两手插在袖口里瞎转悠的闲汉子们的鼻孔毫不留情的吸溜酒肉香味，双脚久久不忍离去……“街道两旁摆摊售货的也多，陈列各色洋货、药材、烟叶、砖茶、葡萄干、冰糖、松香、布料以及广告画上的美人头像。”在描写杂铺掌柜的吆喝声和头裹毛巾、挎着布袋的小脚女人一步三回头……“东头一长溜穿着破衣烂衫卖柴人摆着有枳机、红柳、沙蒿、蒲草”和“笼子里挣扎的鸡”等一幅幅热闹非凡的生活画卷背后，掩藏着渠堤薄弱地段时常造成决口，淹没成灾的隐患。当时流传有“天寒引水难，水大流漫滩，耕地年年变，荒草长满田”等民谣 。干旱、洪水、冰坝等往往给当地人民带来粮食歉收、饿殍遍野的深重灾难。每当洪水漫溢、水坝堵塞，沿河土地就会遭到损失，人们背井离乡、妻离子散，水深火热之际，当时的统治势力却只管抓丁要粮，不管百姓死活。
作者处理普通人物和普通社会矛盾时细腻中又蕴含着沉重，着重表现“人”的复杂内心世界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以此塑造了许多生动鲜明的人物。作者的笔墨所到之处，这些人物既有生活情趣，又显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物应具有的特征；既把历史交叉融合到现实生活，自然而然讲述着姚家、杨家、李家等人物和家族的命运，又没有用太多的篇幅去着墨历史的悲剧，从而没有让人始终被黑暗历史的阴影笼罩。在结构上，经常交叉叙述历史与今天，历史与现实有着强烈的对比，增强了作品的当代意识和历史厚度。作者采用近乎白描的手法，以质朴的语言叙述人物活动、反映农村生活的动态。作者从同理心出发，抨击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隔阂，不愿看到生命倾斜，使读者很快产生情感共鸣。由此，也可以窥视到作者的道德观、历史观和世界观。
二、感性化的事由是现实生活提供的素材
塑造艺术形象要深化和拓展人物形象的内涵，体现一种人类品格和生命价值。小说里的姚生源是一个神秘人物。他独往独来，孤僻怪诞，乍一看以为很超然洒脱，可内心分明有某种郁结，可能是种种挫折、失败和付出而不曾得到回报的怨恨……
创作过程中作者的感情蕴积、冲动、爆发，最终倾注笔墨，刻画了郭子仪、白家山、白葡萄、杨怀义、程天保、程三娃、李忠、刘根小、巴图等人物形象。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没有明确具体的交代，只让读者的目光随着事件的发生去追踪。此时此刻的人物形象或添几分费解，却也拓展了作品的力度。这样处理限于就事论事，通过人物的自我奋起、自我救治、自我把握、自我保护，最终成就了作品的主题。当然，在此过程中也在呼唤热情、怜悯、理解。
艺术源于生活。艺术真实是经过加工改造提炼的，一经提炼，作品中的人物、事件的社会意义、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就超出生活素材的本来意义。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遵循“文学是人学”这个规律去写人的命运、性格，某种社会生活或者自然现象触动了是非之心，憎爱之情便有所感奋，有所震动，从而把美的东西予以歌颂，把丑的东西予以鞭笞。特别是描写姚龙旦和李其的关系是有很大难度的，因为处理这样很异常、在特定的条件又似乎合理的关系，写不好就庸俗或者简单化了，也会有损姚生源的形象。
小说涵盖一个地区百余年的潮起潮落，也刻画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八十余人的悲欢离合、怒骂嬉笑，作者没有一一“寻根”，而是透过现实揭示了历史事件，批判了封建迷信、买卖婚姻、赌博等不良风俗和行为，掘出了长期难以发展的“根”在于黑暗在于生产力、科学技术的落后，更在于人们亟待改变的思想观念。
三、生活的地域差异决定文学的地域特色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新时代中国乡村，意味着乡土中国的现代转型，意味着如潮不息的城乡互动，折射出中国与世界的广泛联系，指向历史与未来的生成和运动。书写乡村，归根到底，就是写我们命运与共的伟大祖国，就是写我们生逢其时的伟大时代，就是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梦想。”对于有良好的艺术眼光的作者来说，地域性特色是她创作时掘之不尽的富矿。而小说《福地粮仓》最大的闪光点正是营造作品的地域特色。
小说塑造了敢于挑战困境、吃苦耐劳、包容性强、具有团队精神和法度观念的河套群体形象。河套人喝酒、待客厚道热情，酒场上个个粗声大气，轰轰烈烈亮开嗓子，拼实力拼酒量，没有窃窃私语和推诿不前。小说中传递出一种观念：做人要讲义气，守承诺，按他们的信条“话出开弓箭，认清一匹马”“人不抬举人，活得不够人”。
小说中，工作组进驻各生产队，不少人受到各式各样的批判、批斗。头一天挨斗遭批的人第二天还是嘻嘻哈哈和大家说笑，乡亲们评价“这才是男子汉的‘背受’”。“ 背受”是什么？是睥睨暴行的勇气，是担当厄运的隐忍，是苦中作乐的达观。羞辱和悲愤原来可以这样化解的，同时理解老乡说的“人是打节节的”含义。
文学的地域性并不是个别地区才独有。河套文学的地域特色是历史上由于逃避战争和饥荒，慕名“走西口”的大量人口和“逃难”来的各地难民的“体温”，也是躲避灾难，逃离迫害，改善生存，谋求发展的迁徙中开辟的文化“新大陆”。
小说里，茅庵、土屋飘起了缕缕炊烟，或者田间地头、河边野陌、草滩树林、婚宴喜事……到处听得到信天游、二人台等河套民歌，而且大部分歌词现场编词，出口成章还朗朗上口。歌词乡土气息浓厚，显得格外亲切生动，具有河套泥土味儿。
如“头一声声高来二一声声低/我给父老乡亲三朋四友唱上两声刮野鬼……”
“白喽喽（鸽子）飞起来一伙伙/左看右看没妹妹/马里头挑马一般般高/人里头就数妹妹好……”
“一更里来/跳过粉墙手扳窗棂棂细细端详……”“要穿红来你呀一身身红，走起来就好比蓝河畔放河灯……”
河套村民通过歌唱的形式抒发内心情感或打发春绿秋黄的时日漫长。可想而知，这些积压内心深处的情感就是民俗文化的“根”，就是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各地民歌文化与草原民歌文化相互交融，逐渐形成的地域风情较为独特的文化瑰宝。
此外，作品的语言特色鲜明。作者运用河套方言讲述故事，拉近与当地读者的距离并容易产生共情，写景的文字也寓情寓意于中，文笔清纯捷畅，在故事情节的推动中也在关注、寻找河套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之间的内在联系。作品的不足表现在有些地方显得粗糙，可我相信如果她能在文学这块土地上坚持辛勤耕耘，必将会收获更长足的进步和更精彩的作品。
